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自白,她说精神分析救了自己的命

第一财经 阅读:27357 2020-10-17 10:29:53

原标题: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自白,她说精神分析救了自己的命

露易丝·格丽克住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一条安静的街上。她独居,出版过的所有诗集看上去都和她本人的气质一样,极其缺少暖色调,用紫和黑打发了大部分需要有颜色的地方,包括像《野鸢尾》这种书名挺美的书;有的书,例如《阿基里斯的胜利》,从字体到用色以及印刷,都是灰突突的,像老辈人家中的旧藏。

这或许可以从她的犹太背景来理解。犹太人往往不重视书的外观,只看重文字所表达的东西、设计所依据的逻辑,因为他们是一个“头脑民族”。格丽克的家族是匈牙利移民,同化进了美国世俗生活,不再守犹太戒律和礼仪,但犹太人对智力和创造的重视,对阅读和书写能力的注重,依旧在她身上显现。格丽克成长为一个擅长“自白”的诗人,因此,在她获诺奖之际,我们自然也会好奇于她身上发生过的事情。她如何经历,如何感受,如何思考,以及如何超越它们,达到“后自白”。

犹太父母

格丽克有一首自传性很强的诗《诗人的培养》,说到她的家庭环境如何促成她在创作方面的“童子功”。父母的教育,在一个方面,即使衡诸今天的育儿标准都属于模范:他们很乐于为女儿们(格丽克和妹妹)创造条件,去把她们表现出的某种热情引向专门的爱好。你喜欢跳?那好,带你去学舞蹈;你喜欢哼歌?马上请来音乐老师。引导过后,还有及时的认可,格丽克开始写作后,作品总能得到母亲的肯定,由此更有动力。

但她母亲也极为强势,是一位标准的20世纪“犹太妈妈”,她们将家中琐碎杂务一手承包,下意识地表彰自己的力量,对儿女要求甚高,甚至比孩子爸爸更望子成龙。相比之下,犹太父亲因为读书多,有冥思的习惯,常常乐于放飞心事,长时间停留在想成为另一种人、一种不同于现在的自己的梦想。格丽克的父亲就想当作家,这梦想的“副作用”,是导致女儿从三岁起就开始了解希腊神话、荷马史诗等,从而有了一个深受“西方正典”影响的精神底色。

丰富的阅读会促发人的表达欲,但格丽克的表达欲难以得到满足。一个犹太家庭里最为常见的冲突之一,就是每个人都争着说话,有时为了争个先后顺序就能闹到不欢而散。说话说了半截被打断,被抢白,说一半吞一半,这些经验直接刺激格丽克转向可以尽情表达的形式——写作。

正典世界里的英雄以男性为多,毕竟历史叙事也以男权主导,但格丽克也曾被一个女性人物的事迹大大震撼过——圣女贞德。父亲给她讲贞德故事,和讲述旧约圣经故事的做法一样,突出故事中的“闪耀时刻”,即表现人的英雄气概的时刻,而略去了那些残忍的细节。父亲隐瞒了贞德被烧死的结局,只说贞德被抓后,靠着绝食保持了肉身和精神的纯洁。贞德是基督教女圣徒,然而格丽克对她的迷恋却与一种恐惧相关:她恐惧生育,恐惧那条女人必经的“成熟”之路。为此,她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严重厌食。

她后来自嘲说,她是觉得厌食能让她“独特”。在一首长诗《投身饥饿》中,格丽克以冷峻的语调宣称,这是她人生和写作中最最重要的体验。主动采取的饥饿状态,是把自己变空,变成“无”,然后,她就可以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身份,就像重新布置清空了的旧屋一样。

精神分析

但体重一掉再掉,死亡的威胁迫近了。格丽克不想死,于是拐上了另一条轨道,去见了精神分析师,接受其治疗,之后连续七年,她都在与分析师见面。她对精神分析寄予很高的期待,而这门争议巨大的学问也带给她一种重要的能力:思考。

精神分析师和患者之间,并非单向的治与被治的关系,事实上,这种治疗要求患者也学着分析自己,分析她的分析师,所以精神分析师都是从患者锤炼而来。治疗靠的是绵延不断的表达,靠的是说、说、说;在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中,时间是依次出现的事件的居所,而当人闭上眼睛持久地听声音,她就在这持久的“磨耳朵”的过程中,学习将这些言说出的事件变成图像。

除了这种听、说和思考的培养,精神分析对于她通过厌食来进行的自我“无化”的实践也有特别的启示。“正常”治疗都基于那些被说出来的东西——“最近有什么症状?”“何时开始发烧?”“最近都吃了什么?”精神分析疗法却能关注没吃什么,因而也说不出什么的人。格丽克排斥食物,说不出任何理由,而弗洛伊德相信,没有表达出的、被压抑的,是一个人真正的欲望——以及恐惧。因此,分析的经历于她,与厌食的经历同样重要,后者使她着手构建自己,前者则让她审视这种构建。

经过审视,诗人承认了成年是无法靠戒食来躲避的。精神分析好歹救了她的命(她本人如此承认),并且引导她惯于通过审视未说出口的思想来增益诗艺。这种审视虽是主观的,但又必须尽量客观。当然,审视会让一个人习惯旁观,因而始终保证完整而立于不败,也从而无心写诗,但是分析师有一句无情的告诫,一直给予她创作上的激励:你要相信,“世界……会给你足够的伤悼”。

生活之可怖

早年的诗,如处女诗集《头生子》里的那些,就已在刻骨地描绘生活之可怖了:一件又一件让她害怕的事情都会到来,人际关系的恶化、亲密行为的失败、失爱,还有(现实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)流产。她在描写自然景观时,都让人看到其中的死亡气息,如在一首写12月的哈德逊河的诗中,她看到河流被冰“削减”,听到水中的碎石在咔咔作响,新雪如同毛皮一样紧紧地裹住了河水。这些比喻确凿无疑地传达出了约束、窒息、死亡的信号,有着彻骨的诗意。在《复活节季》中,她写道:“番红花如癌一样蔓延。”

风景描绘是她一开始就擅长的。因为风景是哑默的,所以这个对空、对沉默、对缺席极为敏感的诗人,就借助风景来裸露出经验中阴暗、无形的区域。但这种消极的意涵是需要恰当形式来传达的,她经过艰苦的调试、拿捏,才将它们付诸诗句,并被读者所辨认。她后来多次说过,哪怕是在精力旺盛的时期,遣词造句的写诗都让她备觉磋磨,她完全无法从写诗的实践中放松下来。

她在接受治疗一年后,就写出了一些诗,还请自己学校的老师看。这时的格丽克看起来运气还不错的,有良好的家境和教育环境,还有让她信赖的中学老师。1963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,她的老师之一是美国资深诗人斯坦利·克尤尼茨。她对老师心存感激,同时渴望超越英语世界其他像她一样以“自白”为主要风格的成名诗人:西尔维亚·普拉斯、约翰·贝瑞曼、罗伯特·洛威尔。

那些伤悼的时刻像一根根路标,指出了她的诗所处的位置和前往的方向。她有过两次婚姻,其中第二次,是在1977年同作家约翰·德拉诺。这场婚姻的始末让她收获了太多写诗的材料。1980年4月的一天,他们在佛蒙特郊区的房子毁于一场大火,5年后,格丽克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:她早已知道会有一场毁灭性的打击,为此她等待了20年,才等来了火灾这只落地的靴子。事情发生后,她有了一段罕见的“快乐时光”,并不是宗教性的狂喜入定,而是一种更为平衡、宁静、专注的状态,在心中关于丧失的“信念”得到印证之后。

她能够更加专注而非焦虑不安地对待她所一向恐惧的事情了。同德拉诺离婚后,她的“心得”在1996年出版的《芳草地》和1999年出版的《新生》中都有表达。格丽克的译者柳向阳发出《新生》中的一首诗《乳酪》的译文,摘选几段(笔者有修改):

世界/曾经是完整的,因为/它已破碎。当它破碎了,/我们才知道它原来的样子。//它从不治愈自己。/但在深深的裂缝里,出现了更小的世界:/人类创造了它们,这是好事;/人类了解它们需要什么,/比神更了解。//在休伦大道,它们变成/一片商店;它们变成/鱼贩子,乳酪。无论/它们是什么或卖什么,它们/作用相同:它们/是安全的幻象。像/一个静止的地方。那些店员/就像父母亲一样;它们似乎/生活在那儿。总的说来,/比父母亲还慈祥……

这首意义浅白的诗,很好地印证了诺奖委员会对格丽克的综合评价:“个体经验”在她的诗中,以一种相当自然的方式,被提升到普遍高度。“更小的世界”就是个体所生活的各个空间,个体熟悉其中的街道、商店、形形色色的人和日常用品、食物,其作用是让个体感到“安全”,如同简·雅各布斯所说,社区的主要作用就是构筑一个有人的环境,让陌生人都感到安全和一定的亲切。但是格丽克说安全是“幻象”,这自然是一种诗人式的言语了。这种安全即使虚幻,也是人无法摈除的;更何况,人往往是因为个体经验里发生了变故,才会恨叹说安全都是幻象,进而像格丽克那样说,世界早就碎了,各人分到了不稳定的一小块。

神话与诗

奥德赛、珀涅罗珀和他们的儿子忒勒马科斯的故事,为《芳草地》这部诗集构成了神话背景。在神话中,忒勒马科斯陪伴父亲回乡,杀死了所有趁奥德赛不在家向珀涅罗珀求婚的人。而在诗中,格丽克将婚姻破裂的零散细节填进神话的架构里。早年的文学积淀一直在起作用。自荷马以来,由阿基里斯和奥德赛为代表的希腊英雄组成的世界,加上后来维吉尔、但丁等人所打造的史诗空间,以及其他所有神话、童话、历史故事和经过创作者演绎的重大事件,总之那些可以泛泛地列为“西方正典”的东西,如同“风口”,格丽克把个人的经验送进那里,让其起飞。

《芳草地》写的虽是伤心事,但语调还是较为积极的,让人感到“变故”不单是往下变坏,也可以是往上变好,起码个体能够希望如此。她相信,人类之爱和斗争一样,都是高强度的激情的发挥,能够产生艺术成就,而这是伟大的荷马对人类的馈赠,他使人从此可以借助想象的美学力量来填补变故、丧失发生之后,心中出现的空洞。最“低微”的经验,都可以衔接上最高级别的美。

然而到2006年的《阿弗尔诺》中,她的语调就完全是阴郁、悲观的了。阿弗尔诺本是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火山湖,其特殊的环境,使它获得了“地狱之门”的别称。以此为诗集的书名,格丽克的内心状态不言自明。丧失,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到来,就像她那句流传很广的诗里说的:“我要告诉你些事情:每天/人都在死亡。而这只是个开头。”越是到了中年以后,她诗的调性就越是阴郁,联想到诺贝尔文学奖早期那种表彰“理想主义”、颂扬人类尊严的旨趣,似乎可以说,如今的诺奖也已呈现出了标准的“晚期风格”。

幸存者

也许《亚拉腊》是一部更值得一提的作品。它主要写了格丽克父亲的去世,以及一件她长期萦怀于心的事情:她有个姐姐幼年夭折。在这些诗中,格丽克用了一种较为疏离的语调,所以尽管依然私人,却不那么沉痛了,就像她在早期的《野鸢尾》中让许多植物出来说话,任它们表达激烈的愤怒、痛苦、伤心那样,在《亚拉腊》中,格丽克的第一人称仿佛出自一个虚拟的自我,由她来代替自己承担各种痛苦的思考。这个自我会抽离出真实的丧失的经验,而去注意坟墓本身的高度,去注意墓地里的小径,踏着这条小径走过去,感受着“经验”所带来的暴力,并唱出它的歌——也就是威廉·布莱克意义上的“经验之歌”。

在总结性的《不可信赖的言说者》一诗中,她说,不管她在其他诗中如何谈论自己的童年,可她在诗中想象的自己,在很大程度上,只能是一个承接了“受害者的衣钵”的人。因为她姐姐没有活到成年,因此将自己封存在了那无邪的纯真时期,从而像贞德一样完美,并一直霸占着母亲对孩子们的情感中最大的一块。而她自己当初的厌食,不就是出于对这个完美的姐姐的嫉妒和模仿,出于同她竞争母爱的欲望吗?

我从未看到自己,/站在门阶上,拉着姐姐的手/所以我无法解释/她臂上的伤口,那是她的衣袖结束的地方。

在这里,如果诉诸充分的想象和同情,你能看到一个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中的格丽克,突然从长时间静默不语中清醒过来。在《言说者》一诗中,她说“真理浮现,在我静默时”,这个“真理”就一直压抑在她的沉默不语中,其中有她对姐姐、母亲、妹妹,对未来伴侣、对那些未发生的可怕变故的阴暗而凌乱的想象。言说不可信赖,因为言说就是遮蔽,就是给自己制造幻象。而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要戳破自欺,把人推向每一个严酷的事实,迫使她去直面。

和“阿弗尔诺”兼有实际意义与象征意义两者一样,“亚拉腊”也是一个有神话意涵的地点,它就是旧约传说中,义人挪亚所打造并栖身的方舟在大洪水退去后搁住的地方。对挪亚和大洪水的故事,格丽克极有感触,她第一次婚姻中生下的儿子就取名“挪亚”(全名挪亚·本杰明),不过在诗中,“亚拉腊”是安葬父亲和姐姐的犹太公墓的名字。她不仅哀悼死去的亲人,还诅咒自己的幸存,因为幸存的结果只是将她继续送去更多的丧失之中;因为她这条方舟,毕竟不像挪亚那条,是位于时间和生灵盛衰的自然规律之外的。

那首《乳酪》的最末一节,就像之前想象世界曾经完整一样,她想象了“此前我有过多次生命”:我曾有许多可能性,而眼下只有唯一,且显然不是最好的那个,我该停留在深深的恚恨之中,还是将专注收回到自我之上?这一节文字,我想,正是这篇关于露易丝·格丽克的短文适合结束的地方:

此前我有过多次生命,一簇花朵/各有花茎:它们变成/一件事物,被一条丝带从中间扎起,丝带/显现在手的下面。手的上面,/是枝条舒展的未来,花茎/止于花朵。还有紧握的拳头——/那应是当下的自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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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云也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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