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年高考,百年人生

财富的真谛 阅读:24626 2020-11-21 16:00:13

1997年7月,亚洲金融危机爆发。中国虽受影响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,不贬值就要承担出口下滑的经济压力。而为维护外部大局承压就必须靠内部肌肉来支撑,但为了遏制1992年下半年经济的四高四热现象,国内近几年采取了紧缩的政策。因此,扩大内需,让老百姓花钱成为了当局日思夜想的大事。

1998年10月,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经济学家的汤敏和其妻子左小蕾,向高层提交了一份“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”的建议。汤敏认为和发达国家的35%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比,我国仅为5%,存在显著的提升空间,而让父母为子女教育花钱是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。这一提议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重视。

此时,国企改革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,大批员工下岗。扩招,既能减少社会就业冲突,又能增加下岗员工家庭责任压力,毕竟家庭责任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。因此,1999年6月,国务院宣布了高校扩招政策。扩招政策带来的显性收益非常显著,1999年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3.8%,直接飙升到了55.6%,2017年更是达到了75%。而全国教育学杂费收入(含中小学教育)更从3697亿元飙升到了2015年的43174亿元,增长11.7倍,这一数据还尚未剔除从2006年起中小学不再对义务教育收取学杂费的影响。而同时期国内GDP则从8.5万亿增长到69万亿,才增长8倍。

2008年之后,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政策的初衷与结果。一方面,就业压力陡增。扩招比例最快的3个专业是经管、教育和文学,规模扩大了十倍,而人文社科类就业难度原本就比工科大,现在更是雪上加霜。另一方面,教育资源也严重不足:学生/教师比从1999年的8.4增加到2015年的17,以至于教育部规定:不给本科生上课就不能评为教授。

而为了解决就业压力,教育部再次启动了“用时间换空间的战术”,2009年开始对研究生扩招,颇具中国特色。

一些舆论也纷纷指责被誉为“扩招之父”的汤敏,汤敏辩解到,“我们提出三年扩大一倍,没想到扩大了五倍。”汤敏正是在1977年高考恢复的受益者,当年他以南宁数学教师的身份参加了高考,并顺利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,妻子左小蕾正是其同班同学。

高校扩招就跟A股扩容一样,太急躁了就会降低质量,真正出钱的人还不一定捞得到实惠。因此虽然都来自于武汉大学,但刘查师兄弟“联手”提议的恢复高考,被无数学子称赞。而汤左夫妻档提议的扩招,却引来争议,褒贬不一,这也许跟出发点的单纯度有关。急速扩招之后的高考,褪色成了铁拱门。无数大学生在毕业时,并没有感觉是自己上了大学,而是感慨道:“大学提了提裤子,对我说:你可以走了,但把青春和金钱留下。”

2003年,教育部对北大、清华、人大等高校赋予了5%的自主招生权,希望各大高校依据发展特色招收有特长的学生,享受高考降分优惠。然而,2012年被评为“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”的人大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,在2015年却因为利用自主招生的权力,贪污2330余万元而被法院判刑。这也是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并不追捧英美的教育制度,反而极力维护中国式高考乃至应试教育的深刻原因:人们对社会其他领域的猫腻或许能够容忍,但对于这条愈发稀缺的命运之河,只能去死命捍卫它的纯粹,尤其是自己的子女,也要依靠这条珍贵的通道,向上流动。

白岩松曾在一次采访中,表达了自己对毛坦厂中学的理解,他说:“毛坦厂中学,我无论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讽的事情。毛坦厂中学它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打工家庭的孩子。你想想,能把院墙外的柳树当神树去祭拜的,都不是富裕的父母。想起毛坦厂真的让人掉眼泪。上万人守着大客车,送孩子出发去参加高考。在这样的一个人浪当中,寄托的是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甚至卑微家庭的梦想,还把梦想放在高考上,这是好事儿,别破坏它。”

就说今年吧,天津考生总共56258人,而“双一流”高校在天津的招生数量就将近1万人,占全部考生比例高达17.44%。2019年,天津一本录取率24.1%,仅次于北京排名第二。

作为对比,广东11.2%,河南7.8%。天津学生在没什么压力的氛围下,高中生临近高考前,依然还是晃晃悠悠地五六点放学,晚上也不熬夜。这在山东河南的学生看来,简直是天上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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